中紀委上半年通報25名高校干部 多數涉嫌受賄

來源: 作者:發布時間:2016-10-23 11:56 訪問:5169次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中紀委上半年通報25名高校干部 多數涉嫌受賄

   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又通報了3名高校領導干部:中國民航飛行學院原院長鄭孝雍(正局級)、副院長吳旭勇(副局級)、副總會計師劉洪元(正處級)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立案調查。

與其他被調查者稍有不同的是,上述3人被“移送司法機關采取強制措施”。

   上述3人中包括1名高校黨政“一把手”。除此之外,半年間還有安徽省滁州職業學院院長黃修玉、東北石油大學原黨委書記孫彥彬、江西景德鎮陶瓷學院原黨委書記馮林華等人被通報。

統計顯示,在通報的25名高校領導干部中,有黨委書記9名,院長5名,副校(院)長9名,另有正院級干部1名、副總會計師1名;其中,高校黨政“一把手”(黨委書記9名,院長5名)人數達到14名,占比超過半年通報總人數的一半。

就此問題,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《法制日報》記者表示,在高校腐敗領域,“一把手”占比較高,說明高校的行政化現象確實比較嚴重,即權力過大又不受制約,尤其是對高校的監管相對比較弱。

莊德水認為,近年來,高校的“一把手”已經成為腐敗的高危群體,因為他們掌握著人事權、決策權等,容易在基建工程等領域犯錯,“針對高校領導班子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的監督,現在已經是一個重點和難點的問題”。

    7名領導干部涉嫌受賄

    5月25日,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“紀律審查”一欄發布消息稱,四川大學原黨委常委、副校長安小予被“雙開”。

    安小予是河北懷安人,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,曾擔任四川大學規劃建設處處長,四川大學黨委常委、副校長等職務。

    2013年12月18日,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,安小予涉嫌嚴重違紀,接受組織調查。一個月后,他被免去四川大學黨委常委和副校長職務。

    2014年3月,四川省紀委將安小予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。

    2015年1月,安小予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。3個月后,四川省綿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安小予涉嫌受賄一案。

    經審理查明,2001年以來,安小予利用任四川大學規劃建設處處長、副校長等職務便利,在工程招投標、工程建設等方面,為他人謀取利益,非法收受現金、財物共計人民幣353.4萬元。

   包括安小予在內,今年上半年總計有7名高校領導干部被開除黨籍或開除公職(或“雙開”),其中包括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原黨委書記嚴文清、湖北美術學院原正院級干部官漢蒙等。

   莊德水表示,“雙開”可以說明,高校治理腐敗問題也必須用“重典治亂”方式,在高校形成高壓反腐的態勢,約束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。

   《法制日報》記者梳理發現,被“雙開”的7人都收受賄賂或收受巨額賄賂。

    區別在于,各自收受賄賂的形式不一樣:嚴文清利用了承接工程、工程款項支付、合作辦學等方面便利斂財;侯端敏利用職務便利,在干部選拔任用、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,索取、收受賄賂;官漢蒙利用了企業經營、學生招錄、干部任用等收受賄賂。

   此外,在被宣布接受調查的19人次中,已經有4人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或決定逮捕,他們包括:新疆醫科大學原黨委書記、副校長李斌,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原黨委書記黃鳳凱,東北石油大學原黨委書記孫彥彬,貴州省凱里學院院長、黨委副書記吳軍。

   一個值得關注的細節是,上述4人都涉嫌受賄罪。此外,孫彥彬還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。

對此,莊德水認為,這幾個領域恰恰是高校腐敗的重點領域,因為這些領域涉及到高校的人、財、物等管理環節,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,容易產生腐敗,“主要還是集中在高校基建領域,跟高校的規模擴張相關”。

    破除高校腐敗之路何在

    5月4日,教育部印發了《關于深入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促進政府職能轉變的若干意見》。

意見提出,要“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,克服行政化傾向。積極創造條件,逐步取消學校行政級別”。

    在竹立家看來,這正是破除高校腐敗的“治本之道”,“就是學術的歸學術,管理的歸管理,打破高校的行政化現象”。

    莊德水考慮高校腐敗的“破解之道”是,一方面,教育主管部門要加強自上而下的監督和管理,“可以在高校探索校內巡視,由教育行政部門派出一個聯合性巡視組在高校之間進行巡視,從而發現高校領導干部的問題”;另一方面可以加強內部監督,就是需要完善高校內部的治理結構,強化學術權力的主導性,減少高校行政化色彩。

   “建立相應的機制縮減高校的行政權力,擴大學術權利和民主權利,讓廣大師生參與高校的監督和管理,對高校領導層形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。”莊德水對《法制日報》記者說,“特別是要破除行政權力對行政資源的壟斷。”

     學者的呼吁與教育改革方向相一致。

     意見要求,給予學校辦學自主權,并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,從法律上給予保障。具體包括要“全面清理規范性文件,減少對學校辦學行為的行政干預”。

意見提出:到2020年,基本形成政府依法管理、學校依法自主辦學、社會各界依法參與和監督的教育公共治理新格局。